功能主义思潮的兴起是标志整个现代艺术进程的一个重要事件，以此为端点，种种闻所未闻的技术力量开始急剧膨胀，进而出现失控，艺术家变成了抛弃历史的“实验主义”者，而工程师们则联合酝酿了一场席卷全球的“国际风格”，这股潮流来自于西方，它吞噬了西方人在十八世纪所精心培育的审美观念，同时又像一场汹涌的海啸迅速扑向那些非西方文化所宰治的国度。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可以把这种以技术崇拜、自由竞争为特征的现代主义理解成一声被长久压抑的呐喊，但问题是，我们何时才能将这些刺耳的声浪转化成和谐的乐章？
　　显然，对功能主义建筑的怀疑会引出另外一些话，功能主义建筑所追求的生理舒适感并不是一幢建筑的最终目的，什么样的建筑会给我们带来愉悦感、舒适感，这本来就很难有固定的答案，再者，一幢建筑也不可能不考虑整个城市的建筑群所要求的那种视觉氛围和文化氛围。一座建筑是建筑，而两座建筑就构成了景观。一幢建筑所要求的并不只是“技术-生物性质的纯功能的解决方法”，它所要面对的是一个如何在已有的建筑组群中取得和谐的问题：“在建筑领域，现代运动的主要成就已经使建筑设计与它们的服务的目的相互联系，但在一座建筑物的设计中，还是有许多方面的关系不能由功能决定，它们取决于设计者的趣味，或他工作于其中的传统，建筑物的美学特性或许就很好地依赖于此。到二十世纪，功能主义已经作为一切实用和功利艺术的美学基本原因之一而成为正统的信条。但是它已经不再被空洞地吹捧为美的绝对的和唯一的原则。”
　　英国批评家赫伯特。里德（Herbert Read）就表达了一种谨慎、保守的观点，他说：“可以承认那种功能的效用与美常常一致……，但错误在于把功能的效用看作是美的原因；因为是功能的，所以才是美的。这并不是事实的真正逻辑”[《艺术与工业》（Art and lndustry）].
　　随着欧洲后现代主义建筑思潮的兴起，中国的学者也开始对自身的建筑传统、文化传统展开了深刻的反思，建筑的多元化、多样化、民族化问题开始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兴趣。在西方，这类问题往往表现为现代主义建筑风格、国际主义风格的衰落，表现为对欧陆文化传统的怀旧心理，也表现为资本主义世界在经历了高速发展之后对自身工业化历史所作的深刻批判。在中国，这类问题既是对西方流行文化的一次回应，也是对民族文化心理的一次调整，对自身的现代建筑史和城市化历史的一次反思。